秋风渐起，恰是户外活动的好时机。此前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》中“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”的表述，让“上海孩子何时也能放秋假”的话题，在家长群和教师圈里引发热议。
学习不应囿于课堂
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国民旅游休闲纲要》首次提出探索在中小学安排放春假或秋假的意见。此后，在多项国家相关政策里，这个要求被反复重申，广东佛山、浙江舟山等多地已陆续试点。有调查显示，71.3%的受访者支持在中小学放秋假。
有教育界人士表示，秋假并非新鲜事物，早年间农村中小学的“农忙假”便是其雏形，只是随着双休制度推行而逐渐淡出。如今重设这一假期，既有破解国庆旅游扎堆、职工调休麻烦的现实需求，更有让孩子在秋高气爽的好时节亲近自然的教育考量。上海市三新学校校长张爱国表示，春秋假是给孩子们的成长留下了一种“呼吸感”极强的智慧，真正的学习从来不应囿于学校课堂，春秋假不是简单地“停课”，而是换一种方式学习，阻力显而易见，担忧并非多余，但并非无解。他说：“从操作层面看完全可行。现在教室里都装了空调，8月下旬开学也不怕高温，只需调整暑假时间就能在学期中腾出一个小长假。”但是，即便校长们有这样的积极态度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的现实困境。
学校层面的学业焦虑与教学惯性，是春秋假落地的第一道“拦路虎”。一位高中教师的顾虑颇具代表性：“在春季学期，5月初就有学业考，高考也进入了倒计时，这时候放假怕学生‘心玩野’；在秋季学期，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恰逢期中考试，贸然插入假期会打乱教学节奏。”多位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也无奈地向记者表示，这里面还有个系统性难题——中小学课程安排本就紧凑，教材内容与寒暑假周期深度绑定，就算只增加一个秋假，不仅需重新编排教学计划，还得应对不同学段的升学压力。这种“教学与假期的博弈”，在升学竞争激烈的当下，会显得矛盾尤为突出，使得学校即使有放几天假的意愿，也难免畏首畏尾。
合力破解看护难题
记者发现，家长群体的“看护焦虑”更让秋假陷入“叫好难叫座”的尴尬。双职工家庭是上海家庭结构的主流，当孩子一下子多了好几天的假期，家长的带薪休假却未能充分落实，“谁来带娃”就会成了最现实的难题。有家长坦言：“春秋假听起来美好，可我们家长根本请不出假，别说亲子出游，连基本的看护都成问题，总不能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吧。”
这种焦虑并非上海独有，浙江杭州自2004年探索春秋假以来，“无人带娃”始终是家长反映最集中的问题，虽然当地推出了课外服务等配套措施，仍未能完全破解这个难题。上海作为人口密度极高的城市，公共服务资源本就比较紧张，要解决好假期看护问题，难度会更大些。此外，更深层的阻碍在于政策配套的“碎片化”与社会共识的缺失。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：“春秋假推行需要全社会联动，尤其依赖市级层面的系统性行动。”
秋假虽无明文规定，但沪上不少学校通过“行走课堂”等活动让学生走出校园，这种零散的探索虽具意义，却因缺乏统一规划而难以形成规模效应。而且，职工带薪休假制度落实不到位、社区托管资源不足、家校社共育体系未健全等问题，都让秋假难以从“政策倡议”转化为“民生福利”。反观已试点的几个地区，都是以市级政策明确假期的时间与配套措施，形成了从教育局到文旅局、体育局等多部门的协同机制。
多元扩容假期服务
破解秋假落地难题，首先需要制度层面的设计。张爱国校长说：“可调整五一节、国庆节假期前后的教学时间，比如五一节叠加一周春假，8月下旬提前开学腾出国庆前后的秋假，这样既保证总教学时长，又实现错峰休假。”这种“假期平移”的方式，能最大程度减少对教学节奏的影响，也符合“不改变放假总天数”的政策要求。
多元化的配套服务需要不断扩容与完善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洋建议，秋假不能“一放了之”，可参考杭州“免费校内托管”模式，对无看护能力的家庭提供服务。也有专家表示，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，可依托实力强劲、资源丰富的博物馆、少年宫、科技馆等机构，设计研学课程、兴趣活动。只需通过政策引导整合资源，便能形成规模化、体系化的春秋假期的服务网络。
最关键的突破点在于打破“教育单打独斗”的格局。为此，熊丙奇提出四点建议：“春秋假应至少在地级市范围内统一行动，不能由学校或某个县自主探索；同一省内不同地级市可探索错峰放假；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提供多样化放假服务；推行春秋假应与职工带薪休假制度联动。”这就需要人社部门加强对企业带薪休假的监管，让家长有时间陪伴孩子；文旅部门可推出亲子旅游优惠政策，释放消费潜力；社区需强化托管服务能力，形成“学校放假、社区开学”的格局。唯有多部门形成合力，才能让秋假从“教育政策”升级为“社会工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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